浙江日报、钱江晚报等报道我校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杜时贵两会期间言论

3月12、3月13日，浙江日报、钱江晚报等采访了我校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杜时贵。两会期间，杜时贵委员积极发生，呼吁为高校青年教师减负、积极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等，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原文如下：

浙江日报：全国政协委员杜时贵呼吁——
为高校青年教师减负

　　记者 朱海兵 黄宏 沈吟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有一个高压人群一直被人们忽视。”在说出答案之前，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理工大学副校长杜时贵先给这一人群“画了个像”：他们寒窗苦读20多年，成了博士，也有了让人羡慕的工作，结果却发现自己的收入偏低。

　　“他们就是高校青年教师。”杜时贵委员列了两组数据：据教育部统计，普通高校40岁及以下青年专任教师占教师总数的60.88%；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显示，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从事教育工作30年，杜时贵委员觉得，现在的高校青年教师普遍不堪重负，“工作上，既要教学（管理），又要科研，要求高、压力大，而由于年龄特点、教学经验、职业适应等问题，他们承受了更多的外在压力；绝大部分青年教师，无论学术积累还是工作经验都还不足以独自承担很多任务，只能疲于应付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影响后续发展；部属高校一般博士进校时年近30岁，任讲师后应发工资约为4000来元，实发工资只有3000来元，经济状况困窘，影响了教师队伍稳定。”

　　“应该给青年教师提供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帮助他们树立职业信心。”杜时贵委员建议，教育行政部门要适度放权，由高校针对青年教师及学科特点，以公正、适度宽松为原则自行制定评价体系，在教学任务、科研工作量、课题申报评定等方面对青年教师适度倾斜。要完善岗前培训制度，规定年课时量，确保青年教师有学习进修与从事科研的时间。

　　“实行助教制，使青年教师在老教师指导下进行教学科研，迅速成长起来，既可以是一对一的师徒负责制，也可以是学科负责人带头的指导小组制，还可以采取以课题组为单位的学术梯队制，搭建跨学院、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和非行政化的教师交流平台。”杜时贵委员说。

　　杜时贵委员建议，高校要减少对青年教师的行政干预，减少开会、安排行政任务等。要适当提高青年教师的工资性收入，使他们安心做好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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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理工大学副校长杜时贵：
“学技能”变“学技术”
高职教育需升级换代

　　高职院校究竟该给社会输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让人才更加契合社会的真正需要？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理工大学副校长杜时贵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曾在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作多年的他对高职教育问题尤为关注。“截至目前，全国高等院校超过2400所，其中高职院校超过1200所。可以看出，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已具相当规模。根据发达国家经验，高等职业教育必须有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机构，而不是止步于专科层次的教育。”杜时贵表示。

　　杜时贵认为，“转型升级”已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产业结构一旦变化，社会对技术应用型人才的要求势必也将发生相应变化。相当一部分技术应用型人才，除了要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外，还需要有较强的开发能力。可是，我国高职专科层次教育，已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目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往往更注重技能的培养，而非技术的培养。技术和技能虽一字之差，但层次不尽相同。未来，高职院校应更加着重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立足高新技术产业，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等第一线岗位。”杜时贵表示。

　　此外，杜时贵认为，目前已有一些普通高校，接收高职专科毕业生进入接受高职本科教育。即我们通常说的“专升本”。可是，普通高校与高职院校在学生的培养模式上，往往不尽相同——大量进入应用型高校的学生，最终进入到学术型人才发展的路径之中，失去了职业教育应有的特点和优势。

　　杜时贵表示，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高职院校已经积累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办学经验。因此他建议，可以考虑让一些办学出色的高职院校，进行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层次学历教育的试点工作。

　　“尤其是我国沿海地区，不仅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其高新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更加明显，对更高层的技术应用型人才需求更加迫切。因此，对于高职院校升级换代试点工作，可以在这些地区展开。待条件成熟后，再向全国铺开。”

　　本报特派记者 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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