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军 男，生科院教授，博导。现任我校新元生物医药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病毒与基因治疗实验室主任。与刘新垣院士一起在国际上首先倡导了肿瘤基因——病毒治疗新策略，并在国际上首先提出全抗体基因治疗的概念。曾主持 “863”计划、国家自然基金国际合作重大项目、国家自然基金普通项目等科研项目多项，最近又获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及国家自然基金海外杰出青年项目各1项资助。以第一申请人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上海市医学奖二等奖1项、中华医学会医学奖三等奖1项；以第一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9项，已获授权5项，7项已申请国际发明PCT；发表论文119篇，其中被SCI收录21篇。
在接到“151人才”采写任务时，已临近期末，又获悉钱教授日程工作安排紧密，我们不禁为能否顺利约到钱教授本人而担忧。幸运的是，在6月底我们接到了钱教授回校的消息，兴奋之余不免有些许的紧张，毕竟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位在生物医学界拥有国际顶尖水平和丰硕成果的知名教授。正式见面之后，亲切随和的钱教授用爽朗的笑声为本次的访谈增添了不少活跃的气氛，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之感。
研革新技术 圆人类美丽梦想
钱教授攻硕攻博阶段恰是基因治疗兴起的时候。从1990年美国ANDERSON第一个用ADA基因治疗严重免疫综合缺乏病取得了一定的疗效后，全世界就掀起了基因治疗的高潮。因为它神奇的疗效，人们开始视其为一项革命性的新技术，是人类有望治愈几乎所有疾病的“美丽梦想”。但在基因治疗遇到几次失败之后，人们的热情开始逐渐平息。“基因几乎能治愈所有疾病”的美丽梦想也似乎被无形地支解了。然而在参加完2000年我国举办的香山基因治疗会议后，钱教授信心十足，对基因治疗仍将会是医学领域一个重要方向深信不疑。很快，钱教授大胆地提出了肿瘤基因——病毒疗法，并取得了多项重大基金的支助，开始研究全新的治疗肿瘤的药物。
1982年，钱教授考上了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的军医系，成了一名军人。在那里，他接受了一年严格的军事化训练。钱教授回忆说：“记得当时的生活还是挺辛苦的，但那时我的性格很开朗。”艰苦的生活环境并没有迫使钱教授退出医学界，反而练就了他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优良品格。
大学本科毕业后，钱教授被分配到了兰州，成了一名住院医师。1990年，钱教授报考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那里全新的生活环境、尽职认真的老师深深感染着他，读研的几年成了他科研真正起步的关键阶段。至此，他感慨万千地说：“研究所踏实的科研作风、浓厚的学术氛围、良好的人际关系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1993年，因钱教授的硕士论文已达到博士水平，协和医大研究生院决定让其延长一年学业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钱教授被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录取攻读博士后。相比于协和医大，上海二军大给予了他更多医学界前沿的信息，活跃了他创新的思维。钱教授曾做过这样的比较：“协和医大很认真，二军大更显活跃。”上海二军大期间，他开始接触基因治疗方面的相关信息，且产生了很大的兴趣。1998年，钱教授前往香港大学，和那边的临床肿瘤系主任合伙成立了一个基因治疗中心，并取得一定的成果。钱教授对我们说：“在那里我们开始做一些东西，觉得还可以，我还发现自己对这一方面还是很感兴趣的。”利用扎实的专业知识，并及时跟踪国内外肿瘤治疗的热点，钱教授成为了国际上率先倡导肿瘤基因——病毒治疗新策略的先行者之一。
钱教授发现肿瘤基因——病毒治疗的疗效明显优于基因治疗和病毒治疗。新药SG600-P53的成功研发、中试生产、安全性评价以及所有临床前实验的成功完成更是有力地证实了该方案的可行性和可观的社会价值。在成立基因治疗中心以后，钱教授的成果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并先后主持了上海市现代生物与新药产业发展重点基金、上海市科技启明星计划及参加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2001年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肿瘤的基因病毒治疗以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高效表达血管生成抑制因子的基因——病毒系统的研制。2004他主持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高效表达新生血管抑制因子的基因——病毒系统的研究。钱教授对基因治疗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成功地研制了三类针对肿瘤细胞特异性增殖的基因-病毒系统的技术平台，并以第一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8项，7项有关基因-病毒系统载体系统，该7项均已申请国际发明PCT（其中四项已通过国际检索，表明该专利具新颖性、创造性及工业实用性，其余3项正在审查中），近期发表论著80余篇，参与编写著作2部：《自体骨髓移植在实体瘤中的应用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肝细胞基因治疗、分子外科及基因治疗》。
准确定位 “执着”创佳绩
短短的十几个年头里，基因治疗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成功失败，都深深地记录在钱教授的记忆相簿里。他认为人们对基因治疗寄予了过高的希望——希望能够彻底治愈几乎所有致命性的疾病。其实基因治疗还有很多基础问题没有解决，如载体体内的转染率靶向性、载体与人体免疫反应、过量表达的治疗蛋白的免疫反应、基因表达的调节、载体的染色体整合问题等等。这些基础问题不解决是无法期望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能取得重大进展的。
目前基因治疗已有900多个临床方案，其中60%左右是针对肿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基因治疗对肿瘤很有效，而是因为恶性肿瘤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对此，钱教授谈了他的看法：就目前而言，对于极大多数晚期肿瘤病人的治疗，最好的治疗效果是没有什么副作用但却能延长其生存期，其次是有一定副作用但能延长其生存期，再次是副作用较低，虽不能延长其生存期，但能明显提高其生存质量。他表示，对肿瘤治疗不要有过高的期望，但要充满希望，坚定地研究下去。
在基因治疗攻克肿瘤的过程中，钱教授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全抗体基因治疗的概念，从而解决了抗体价格昂贵及生产工艺复杂困难等一系列阻碍抗体治疗推广的问题。
在采访中，钱教授告诉我们：“Genentech公司的抗体Avastin(针对VEGF的抗体)能使晚期结肠癌病人生存期延长5个月，而该抗体副作用较低，该结果导致Genentech公司股票上升200多亿美金，FDA认为该抗体几乎对所有的晚期结肠癌病人都有益，批准为一线用药。”抗体在治疗肿瘤上的确很有效，但一个疗程80万的高昂费用却再一次让无力负担高价医疗费的人们治愈肿瘤成为奢望。
在全国召开的香山会议中，钱教授提出全抗体基因治疗概念，但当时很多在基因治疗领域资深的专家否定了这一想法的可行性。他们认为抗体的一条轻链和一条重链是不可能稳定表达的。钱教授却“执意”要为自己的想法展开行动。在克服重重技术难题后，他终于用事实证实了自己最初想法的正确性。
钱教授的执着和坚持让他再一次捧回了荣誉的桂冠，同时也造福了人类。
采撷硕果 靠“创新”和“速度”
骄人的成绩下，必然有其鲜为人知的辛酸和苦楚。纵览钱教授的科学求索之路，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成就与他个人的不断努力是分不开的。从1982年起，钱教授就独自一人背井离乡踏上艰难的求学之路。从军校严格军事化教育下的少年到偏远西北地区的一名住院医师；从协和医大的过度期到上海二军大的奋进期；从一名默默无闻的住院医师到声名显赫的基因领域教授。钱教授的勤奋和努力，让他从平凡到伟大，为癌症病患带来了福音。
如果说努力铺平了钱教授的坎坷人生路，那么“创新”就是助他筑起高楼的“云梯”。“创新是科技的灵魂，创新之于科学研究正如灵魂之于人。”钱教授说，“如果没有创新的思维，是没有办法谈及科研问题。做和别人一样的东西就是在生产垃圾，毫无意义。所以说不管做什么，都得有‘全新’的概念。”谈到现在的大学生，中国的素质教育，钱教授表示堪忧。“中国的学生能把书本背得很熟，算术算得很快，但他们的思维却被严格固定住了。”钱教授对我们说，“做学问就需要有很开阔很活跃的思维，万不可被所谓的标准答案给封闭住了。当你在看文献的时候，应试着去分析其原始数据，发现存在的问题，敢于向最具权威的人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
曾有人将创新和速度视为生物科技研发的核心。的确，要想取得核心层的话语权，就需要有足够的速度。钱教授表示：要想在生物领域拥有更多的专利权，有很好的想法是不够的，和时间竞争，抢占先机也是极为关键的一方面。教授在谈到他的经历时说到：“我的一项专利被退回来就是因为有个美国人比我们早了5天。”从惨痛的经验中，钱教授学到了成功的经验。每次在发表文章前，他都会为自己的成果购买“保险”——申请专利。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不足以感悟钱教授的全部人生乐章，但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平凡却又伟大、深刻而显亲切的师长，接触了很多科技前沿的新知识、新技术，也让我们对学习、工作、服务社会有了全新的领悟和感受。
今天是：
搜索